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

电影《无问西东》第三个年代(1960年代)的故事,时任清华校长的蒋南翔,对于因为“我有人要照顾”而执意留京的学生陈鹏(黄晓明饰),给予了莫大的包容:“我希望你们对陈鹏这个学生不要有什么意见,他能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,也没什么不对。”而在片尾的致敬人物谱中,有更大的彩蛋奉上。关于蒋南翔的介绍里披露了一条更为硬核的信息:他22岁时,在“一二·九运动”中写下了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。
——如此耳熟能详、如此振聋发聩的呐喊,竟出自这位敦厚长者之手。红色中国首任正式的清华校长蒋南翔,他风华正茂的年代与民族危亡的岁月遭遇,碰撞出“一二·九运动”最重要的文本《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》(以下简称《告全国民众书》),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是这个文本中最出彩的句子。

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

电影《无问西东》中对蒋南翔的介绍
1935年夏,丧权辱国的《何梅协定》签订,国民党政府撤销了在河北的政府机关,撤出驻河北的中央军和东北军,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一切反日活动。华北上空乌云笼罩,北平沦陷即在眼前。12月3日,清华大学救国会提出的“通电全国,反对一切伪组织、伪自治,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”在全校大会上通过。在为游行准备的过程中,时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、《清华周刊》主编的中文系学生蒋南翔,受托执笔《告全国民众书》。2005年出版的《蒋南翔传》第二章《蒋南翔与“一二·九运动”》就此有详细的记载——当时在北平市工委工作的何凤元(何是蒋的宜兴同乡)得悉这一胜利消息(救国会决议获通过),非常高兴。他特地从城里赶回清华找蒋南翔,要他赶在游行前负责起草一篇对外宣言。蒋南翔当天晚上就独自躲进清华一院大楼(清华学堂)地下室的印刷车间,杜门谢客,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,撰写《告全国民众书》。这篇宣言接连写了两三个晚上,当时他痛感华北人民面临亡国的威胁,地处北方前线的北平学生已在上着“最后一课”,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。他一面写作,一面不能自已地泪流满面,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。文章脱稿后,印成单页,在几天后的“一二·九”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,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,并在12月10日出版的清华大学救国会的《怒吼吧》杂志(应为《清华周刊》的《怒吼吧》特刊)上发表。
《蒋南翔传》的记载,完全遵循或者说拷贝了《我在清华大学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回忆》一文的相关表述。此文是蒋南翔于1985年为纪念“一二·九运动”50周年所写,刊发于当年12月21日的清华校刊《新清华》,也收录于1998年出版的《蒋南翔文集》下卷。而《蒋南翔文集》上卷第三篇就是著名的《告全国民众书》,文章第二自然段最后一句道出了华北危机下莘莘学子的内心悲怆:“安心读书”吗?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!
《蒋南翔传》和《蒋南翔文集》虽属个人叙述,但白纸黑字的份量不容忽视。一个判断应该经得起推敲:蒋南翔是《告全国民众书》的作者,作为文字的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也出自他笔下。而蒋南翔哲学系小师妹韦君宜的评价堪称旁证:他从不对人提起(此事),他这个人就是这个作风。
蒋南翔写下了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,那么能否说这个名句就是他的原创?经验告诉我们,如此推导并不顺理成章。写作者往往有这样的经历,在一篇文章特定的表达环节,引用自己曾听到过的句子。此类引用,可以是有意的,也可能是无意的。关键在于,被引用的句子与想表达的意思严丝合缝,有一语道破之功效。至于这个句子究竟出自何人之口,写作者可能会记得,也可能因年代久远、记忆偏差以及其他因素的干扰而被遗忘。有时候,甚至连引用这个事实本身都有可能被忘却。
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是否存在类似现象?回顾其传播史,的确有一些争议。
《党史博览》杂志2016年第二期刊发了历史学者钱承军的文章《关于一二·九运动中一句名言的存疑问题》,此文极其严谨详实地查证了围绕这句名言的几乎所有疑问点。更重要的是,钱承军论及了姚依林关于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的另一种说法。1979年7月13日,清华大学马列教研室杨树先等人对姚依林进行了一次访谈。2009年第八期《炎黄春秋》杂志刊登了这次访谈的完整版,题为《姚依林谈一二·九――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》。在《炎黄春秋》文章里,姚依林的一段话尤其引人注目:
有一种说法是不对的,即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过去有人说是清华提出来的。不对,这是燕京首先提出来的。当时是由燕京的陈絜负责起草《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》中提出来的。这不是清华的发明权,不能掠人之美。
姚依林比蒋南翔小四岁,与蒋一样,也是“一二·九运动”重要的领导人。当时,姚依林就读于清华化学系,是蒋任书记的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委员、蒋任主编的《清华周刊》编委。有鉴于此,姚依林对“一二·九运动”的回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。
姚依林所说的北平学联是“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”的简称,成立于1935年11月18日,发起者有彭涛、周小舟、谷景生、陈絜、姚依林等人,姚依林任学联秘书长。
姚依林所说的起草《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》并提出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的陈絜,又是何许人?陈絜又名陈矩孙,福建人,晚清名臣、溥仪之师陈宝琛之孙。“一二·九运动”期间,陈絜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,任中共燕大地下党支部书记。陈絜一生,在组织上与中共分分合合,但始终积极参与中共的工作,曾跟随刘少奇筹建“中南局”并任其秘书,又因在隐蔽战线的杰出贡献而被誉为“福建潘汉年”。
燕大的陈絜与清华的姚依林,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?在姚依林堂妹姚锦所著《姚依林百夕谈》(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)一书中有所记述:1935年春的一天,姚依林因住处距燕京很近,便悄悄进燕大图书馆贴传单,没想到巧遇旧识陈絜。久不见面的陈絜一把握住了姚依林的手,却沾了满手浆糊。次日,陈絜赶来清华找姚依林,表明自己在福建读书时便是共青团员,一直在找组织。于是,姚依林通过陈絜认识了燕大的一批革命青年,其中有黄华,还有龚澎等等。从此之后,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沟通了关系,活动领域更加扩展。
有必要指出的是,北平学联的成立正是以清华和燕大(两所学校均位于北平城外,当局监控较松)紧密联系为前提,而这个组织是“一二·九运动”的主要领导机构。基于上述背景,从逻辑上讲,在北平学联成立之日(1935年11月18日)受命起草《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》的陈絜,完全有可能更早地提出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。
陈絜起草的《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》,在1935年12月6日即北平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并发表,标题改为《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》,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非常遗憾,在这个版本中并无类似于“华北之大,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的句子。
那会不会是陈絜口头创造了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,但并没有写进《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》的文本,而是被联系紧密的热血青年们口口相传,最终被蒋南翔落实于文字呢?有可能,但无实证。姚依林关于“一二·九运动”回忆没有给出更多的解读,陈絜本人也没有就此留下任何文字记载。所以,关于这句名言的诞生,因为姚依林与蒋南翔记忆的出入,而成了有待进一步核实与解答的谜。
当然,这个疑问比之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巨大的感染力,比之“一二·九运动”深远的影响力,显得过于拘泥。今日之人应该永远铭记的,是清华老校长蒋南翔以及他的同辈人,在民族危亡、山河破碎时代的悲伤与愤懑、呐喊与呼号。那是“当世界年轻的时候”,他们为一张平静的书桌而斗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