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无知者无畏到物质者无所谓 王朔讥笑传统文化

  如果我们拿王朔做一个参照,80年代,他扮演了一个叛逆或玩世不恭的角色,向传统文学或文化发出讥笑,然后用独具魅力的口语将严肃的文学、文化消解成一摊烂泥。  
 

 
今天的大众文化仍然是乱的,人们用最大的胆子胡来仅仅是为了探到它所能达到的底线,以达到利益最大化。王朔面对严肃的文化,也不过仅仅解开了皮带,今天的大众文化制造者们还没等你看清楚什么模样就脱光登场了。

  主笔◎王小峰

  王朔在1999年写过一篇长篇大论《我看大众文化、港台文化及其他》,那时候关于大众文化的学术书籍还凤毛麟角,中国的大众文化还处在无头苍蝇的自生自灭状态。王朔这篇身临其境的创造、感受大众文化的论述远比后来国内一些学者“高屋建瓴”般的盲人摸象的著述更有价值得多,因为这是一种体验式论述。

  事实上,大众文化是一直存在的,只是商业化程度的高低问题。如果抛开商业化标准,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大众文化。而令王朔感到新奇的是,大众文化居然还能从文化中再次剥离出来,因为他经历的正好是文化与大众文化剥离的阶段,在此之前,大众文化还没有变成人们认知的概念。也就是从90年代开始,中国有了商业色彩的大众文化。它跟过去处在所有文化状态上的大众文化不同,它不是民众自发创造出来的,而是经过周密的商业运作制造出来的。

  虽然时间过去了很多年,但至今中国的大众文化发展仍停留在一个胡来的阶段,这一点跟90年代初期并没有多大变化。

  90年代以前的大众文化,是计划经济下的大众文化,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不以商业目的创造文化。那时候创造文化的人不知道购买者需要什么,购买者也没有对制造者提出什么要求,它所形成的消费关系完全是出于人之常情和瞎猫撞死耗子。大概也就是其实本没有什么大众文化,喜欢的人多了,也便形成了大众文化。甚至,人们在消费大众文化的时候都带着崇高的目的,它是心灵的愿望,而不是被挑逗起来的欲望。比如,那时候去听一首歌,完全是出于心理上想听,然后才去听。现在是把你骚扰得无处躲藏之后,你不得不听,而且还觉得特喜欢。

  以上个世纪80年代为例,现在回过头来看,很多大众文化都是在人们似懂非懂下创造出来的。正如王朔所说,无知者无畏,它形成的消费关系更像本能。比如流行歌手张蔷,她出过十几盒卡带,每盒卡带销量都上百万,她曾经因为卡带销量超过2000万而被美国《时代》周刊报道。像这样一个歌手,如果在今天,早就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和公共人物,可是在当时,除了你能在卡带的封面上看到她的形象,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她的照片。没有媒体报道她,没有电视台请她上电视,也没有走穴演出,但是她的卡带就是不停地在卖。如果你真的研究“张蔷现象”,会发现,80年代这个重要的大众文化现象,它发生的动机仅仅是一个商人很朴素的生意原理:因为他们觉得张蔷的磁带好卖,就不停地给她出版,至于为什么好卖,什么人在听,都不是他们关心的。所以商人无知无畏地一口气能给她出版十几盒卡带。

  同样,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变过程,也带着懵懵懂懂的状态,当初只是想到过年的时候该做一台好节目给电视观众看,随着观众反应的热烈和电视日趋普及,它从懵懂逐渐转入商业,从这个发展轨迹你就越来越能看出它的商业轨迹,它开始有计划、大规模、人为地制造一种伪民俗的庸俗,而随着这种意识的不断加强,“春晚”变得越来越不堪入目。

  80年代的电影,《小街》、《牧马人》、《人到中年》、《少林寺》、《芙蓉镇》、《高山下的花环》……还能让你耐心地去跟着电影人一起为艺术探索,比如《小街》,它的结尾就要给你设计好几种结果,然后导演诚恳地给你一个想象和感动的空间,让你走出电影院后久久难忘。要是搁现在,不就是拍一个续集的事儿吗。更“令人发指”的是,当时北京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同时拍摄了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,由于许茂女儿太多,所以这两部电影几乎囊括了当时活跃在电影战线上的所有美女。这要在今天,就是犯了商业的大忌。可在当时,人们看得津津乐道,两部电影都看,看完了还要做出比较。

  那时候的大众文化,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都像孙悟空出世,都是横着迸出来的,突然蹦出个崔健,突然蹦出个王朔,突然蹦出个汪国真……而且今天看来还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看上去这些当年的文化人物都跟前后文化没什么关系。80年代的大众文化只要对了消费者的路子,肯定是大卖,这酒要是好了,你这巷子哪怕是九曲回肠,他也能钻进去。不像现在,好东西你就是白送他他都起疑心——你想干吗?从某一方面讲,今天的商业文化让人们对文化的判断变成了对商品真假的判断。